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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志达
《明代文学与文化》是作者多年研究明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成果,对300年间文学与文化的特质及其升降盛衰的状况及原因,作了深入探讨和阐述,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见解,显示了新的视野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。全书立论严谨而有创意,资料翔实,文笔流畅,是研究明代文学及文化的一部力作。
黄土路
“拖着一条乡村的尾巴”进城,或许可以用来描述黄土路的小说创作,如果说乡村是黄土路心里最温馨最怀念的地方,那么城市,却是他不停审视、不停思考的部分。拖着这条乡村的尾巴,注定他的速度快不了,他只能行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,一方面要面对着乡村的变迁,一方面又要融入城市的霓虹。这对黄土路来说,是一种撕扯,而且,必须是痛苦的。也因此,阅读黄土路的小说需要慢,才能看到深藏在慢中的沉重与悲伤,看到故事褶皱中的复杂与心酸。
高宏
《雪殇》不同于一般的官场小说,它的可贵之处在于,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(即所谓艺术高于生活的理想尾巴)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和修饰的关系,小说就是生活。作者笔下的“官场”就在我们的生活中,触手可及。作者把“官员”,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人,而不是概念化的“清官”或者“贪官”。
刘天锡
《福宁诗文》是刘天锡的诗文作品集,分为亲友篇、事业篇、景感篇、文博小辑等四个部分,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进行了感性的描写,是天锡先生人生的诗意展示与总结。作者文字取于日常生活的场景和经验,语言纯澈简白,诗情温润可喜。
朱学勤
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?近年来,公共外交、软实力的概念在中国日益流行,其流行度可以说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,连其发源地美国都难以望其项背。公共外交、软实力在美国更多是学术概念,不像在中国如此家喻户晓。2013年12月30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,主题就是如何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。这再次表明,公共外交被赋予国家战略的高度。2013年5月发布的由BBC国际台委托进行的一项全球民调显示,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转差,降至八年来的最低点。调查显示,与2012年比,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为42%,下滑8%;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39%,上升8%。这是BBC国际台2005年展开该项民调以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的一年。舆论就此报道说“中国国际形象八年来最差”[77]。为什么中国越发展,形象反而越差?为什么中国公共外交如此投入,形象改善效果并不佳?当然,这取决于谁定义的形象,什么形象。我们对外媒调查结果并不完全认同,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提醒,即中国的国际形象似乎从文化形象、国家形象向“霸权形象”转化,因而随着实力迅速提升,形象反而大打折扣。中日历史性、结构性矛盾,更非公共外交所能为之。难道,硬实力与软实力存在零和博弈关系——崛起的硬实力必然导致受损的软实力?公共外交只能锦上添花,而不能雪中送炭?进一步的思考表明,公共外交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悖论。中国公共外交,既具有公共外交的共性,也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性。因此,认清中国公共外交悖论,须从公共外交的国家性探讨着手,探讨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悖论的形成与克服之道,才能明了中国公共外交之可为与不可为,更好地以中国梦引领中国公共外交未来发展。
(英)约瑟芬·铁伊
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历史推理小说,甚至很“不像”一本推理小说。小说中所谓的案件是英国历史上一宗家喻户晓的故事:理查三世为了篡取王位,谋杀了囚禁在伦敦塔上的两个小王子。“罪行”令人发指,更令人深思。但是病床上的格兰特探长却根据他缜密的推理,一举推翻了流传四百年之久的历史定论,并告诉我们:事情的真相未必就是你听来或看来的那样!
何小竹
《喜马拉雅词典》是何小竹以词典的形式写的一本关于西藏文化与自我思考方面的、集藏文化知识简介和个人随笔于一体的休闲读物。《喜马拉雅词典》作者从A到Z的顺序列出有关西藏文化的一系列关键词,并给予深入延展的诠释,配有斗篷专为《喜马拉雅词典》所画的彩色精美手绘插图。
吴蔚
这是一部关于唐朝传奇人物鱼玄机的长篇历史小说。唐朝的历史人物,可谓群星闪耀,熠熠生辉。而在女性人物当中,除了武则天这类以政治昭著青史的人物之外,最出名的当数鱼玄机了。她“色既倾国,思乃入神”,又被誉为“才媛中之诗圣”。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风流佳人,却是时运不济,命途多舛,最终以悲惨的结局收场。这部小说攫取了鱼玄机人生中的最后几个月的几天,以悬疑探案的手法,来折射出这个历史名女子的传奇人生。
(意)科洛迪
故事的主人公皮诺乔是个调皮的木偶。他天真无邪、头脑简单、好奇心强;他缺乏主见、没有恒心、经不住诱惑,屡次下定决心却总是半途而废。皮诺乔既没坏到无可救药,也没好到无可挑剔,而是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孩子一样,心地善良、聪明伶俐,但又缺点不少。无论是大人,还是小孩,读起来都特别有亲切感,仿佛皮诺乔就是我们身边的人,或者就是我们自己。作者把笔触深入到孩子的内心深处,用孩子的眼睛观察世界,用孩子的头脑思考问题,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,情节记叙得曲折动人。
陶然
清人顾嗣立于康熙年间所编的《元诗选》是一部具有断代总集性质的诗歌选本,“网罗浩博,一一采自本书,具见崖略,非他家选本饾饤缀合者可比。有元一代之诗,要以此本为巨观矣”。其书《凡例》云:是集也,前承金、宋,后际明兴,故有先朝逸士而抗节西山,如谢皋羽、林霁山之于宋。亦有当代名卿而祼将周室,如危太朴、张志道之于明。向来选本编作元人,今俱不敢援入。其或遗民故老,浮沈晦迹,如熊勿轩之入元已久,戴叔能之乃心元室,并皆编入集中。读者论其世而谅其情可也。在此顾嗣立解释了他对于跨朝代文人之归属的基本看法,即以其在行为上是否出仕新朝、在心理上是否抱持遗民逸士之志作为划分的根据,也就是以对待新旧两朝的政治态度为主要标准。如谢翱、林景熙此类于宋亡之后抱节终身、高蹈不仕者,便不录其作,以全其志。相反在入元之后曾出仕者,则予以入选,如方回、白珽、仇远等。
郑笺
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,连他先前的“行状”也渺茫。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,只要他帮忙,只拿他玩笑,从来没有留心他的“行状”的。而阿Q自己也不说,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,间或瞪着眼睛道: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!你算是什么东西!”阿Q没有家,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;也没有固定的职业,只给人家做短工,割麦便割麦,舂米便舂米,撑船便撑船。工作略长久时,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,但一完就走了。所以,人们忙碌的时候,也还记起阿Q来,然而记起的是做工,并不是“行状”;一闲空,连阿Q都早忘却,更不必说“行状”了。只是有一回,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:“阿Q真能做!”这时阿Q赤着膊,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,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,然而阿Q很喜欢。
黄毅、许建平
中国古代传统目录学中的小说观念,从总体上说落后于小说的创作,由此造成的小说观念与小说创作分离的现象十分明显且很严重。就小说创作而言,至少到了六朝时,就有了现代意义的小说,如《穆天子传》和《搜神记》中的志怪小说、《世说新语》中的志人小说。唐代出现的“传奇”,在“有意为小说”的意识方面较之六朝更自觉。唐、宋两代的话本,明、清的长篇、短篇、中篇小说数量惊人。然而,自六朝直至清代编《四库全书》时,史家或四库馆臣们的小说观念一方面依然沿袭着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观点,将小说视为“街谈巷语”、“道听途说”的“小道”,另一方面,承接史家之观点,或将小说与杂史、杂传类并列(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),或将其剔出史传(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),从而使得小说的概念更庞大而杂乱。直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仍是如此,仍将小说从史传中剔出,而列入杂史、杂传和杂说的小说家之中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小说家序》云:“小说九百,本自《虞初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《虞初·周说》九百四十三篇,注称武帝时方士,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。……迹其流别,凡有三派:其一叙述杂事;其一记录异闻;其一缀辑琐语也。唐宋而后,作者弥繁,中间诬谩失真、妖妄荧听者,固为不少;然富劝戒、广见闻、资考证者,亦错出其中……”整个思路不出孔子“虽小道,也有可观,致远恐泥”的框架。所不同者,小说的观念更庞杂,除“琐语”外,又加入了原隶属于史书的“杂事”、“异闻”两类,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尚有较大距离。所以小说文献的研究方法,首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确定小说之概念。